漢代許慎所著《說文解字》是中國古代最早依據「六書」進行系統疏理分析漢字字形、詮釋字義的語言文字工具書。 《說文解字》將漢字結構中相同的形旁作為漢字分類的基準，列為五百四十個部首，後世學習古文字者多從這五百四十個部首開始，逐漸步入古文字學恢宏的殿堂。
宋代歐陽詢、趙明誠、薛尚功、王黻等以傳世金石材料研究並完成著述，在學術層面上構築起金石學學科；後來金石學卻漸趨沉寂。清代乾嘉以後，金石學復興，至晚清民國時期方興未艾。
1949年後，文物大量出土，客觀上為金石家及書法篆刻家的學術研究與藝術傳承、學習提供了新的材料。當以甲骨鼎彝、璽印古匋、秦漢碑版為經典代表的篆書文字繼先秦兩漢後再次進入學者與書家的視野，同時也使對每個面對這些金石材料的個體面臨如何正確釋讀的課題。於是，從說文部首的學習去打開《說文解字》的篇章越發凸顯出重要的現實意義。
考晚清民國書法史，清代楊沂孫、胡澍、吳大澄及民國王福廠皆有篆書說文部首行世，這些篆書說文部首文本的出現恰好表明了該時期這些身兼金石學者的書家自身在小學領域的學術發展，以及以文化社會發展為新風格的社會發展結果。
筆者僅從書法篆刻這一狹義的領域看，或許是受益於說文部首書法的廣泛傳播，推動《說文解字》成為廣大書法篆刻作者的常用“工具書”，使其篆字運用與創作更趨規範合理。尤其在晚清趙之謙「印外求印」的理論引領篆刻藝術發展潮流之時，篆刻創作的文字取捨多以《說文解字》作為參考底本，其作用是極其重要的。
近年來發現晚清黟山黃士陵篆書《說文部首全本》，未見著錄，不僅彌補黟山黃士陵的傳世篆書資料，也豐富了晚清時期金石書家篆書說文部首的重要文本體系。
黃士陵（1849—1909），字牧甫，又作牧父、穆甫等，號倦叟、黟山人、妾縣黃村人。
此冊紙本，高四十二點七厘米、寬三十三點二厘米，首頁篆書“說文部首五百四十字” ，鈐黃氏早年刻白文印“具體而微”，跋文末有此篆書冊受贈者的朱文鑑藏書
末頁黃士陵跋文篆書此冊的由來，跋曰：「予學石鼓，近十年臨摹過三百本，雖未窺深奧，或不至背古而馳，蓋自謂如此也。乙酉秋，與雒才仁兄居京師，仲書是卷，阮甫及半，而說。開口便謂得力石鼓，讚賞不置，初不知為予書也。
傅抱石《關於印人黃牧父》一文中記民國二十年（1931）夏在南昌姜君處見黃士陵所臨《說文建首》事。文中說到穆父先生自跋是冊，跋謂「曾臨百數十次，以此本為稱意之作」雲雲······然而傳世迄今僅見此乙酉（1885）篆書《說文部首全本》 ，故此黃士陵篆書《說文部首本》之文部首說了。由傅抱石文章所載及本冊黃士陵篆書《說文部首全本》跋文可知，黃士陵二十八九歲在南昌時已對秦石鼓文發力至深，臨書過百，三十七歲時已「臨摹過三百本」。
光緒乙酉黃士陵北上京師就學國子監，受業於金石名家盛昱、王懿榮、吳大澄等，也開啟了他對三代秦漢吉金文字新的認知，鑄就了他日後書法篆刻藝術風格形成與成熟的重要基礎。這也是黃士陵弟子李尹桑的評論「悲庵之學在貞石，黟山之學在吉金。」的依據所在。
實際上，黃士陵於秦石鼓文書風的深厚積淀在當時已經得到國子監祭酒盛昱的認可，光緒十二年（1886）八月盛昱重摹阮氏北宋本石鼓文即由時為黟縣監生的黃士陵刻，國子學錄蔡年
黃士陵傳世篆書作品中也有集秦石鼓文聯等，然而四十歲前積十年之功於石鼓文書法的黃士陵卻在書法篆刻藝術成熟後似乎淡忘了石鼓文，筆者猜測黃士陵或許是因為知曉安吉吳昌碩在當時已經以石鼓文書風為其書風為其書基調了一個重要的基調。
在晚清金石書畫藝術創作中吳昌碩注重千年歲月滄桑後的斑爛渾樸，黃士陵契合千年歲月變遷前的絢麗整飭，截然不同的藝術理念令他們作出了不同藝術取捨，選擇了不同的藝術道路，也使他們成為晚清時代風格迥卻並肩而兩座異的高峰。
黃士陵篆書《說文部首全本》從書法藝術角度看，結體是以秦石鼓文所體現的先秦大篆意趣來構建，即用大篆的方法寫小篆。
用筆中鋒遒勁、圓潤婀娜，又似將黃士陵篆書解析為各個部件供讀者鑑賞學習。這本《黃牧甫篆書說文部首》定能可以帶領大家走進黃士陵的篆書藝術世界。
《黃牧甫篆書說文部首》是我們出版的「名家真蹟法書集」系列的第九本書籍，本系列我們堅持選用歷代可以為之師法的篆隸書法大家，以原作真跡進行高精度的數據採集，原色原進行排版印刷，原作上的信息盡可能的讀者保持完整，以使閱讀和閱讀。
本書由於是「說文部首」內容，為方便讀者識讀，我們對書中的五百四十個部首不僅做了釋文，同時補充了釋文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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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擷取自西印社官方網路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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