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拓石鼓文 精裝本》 善本碑帖精華 西泠印社出版社 (編號:620097)

善本碑帖精華·明拓石鼓文
ISBN編號: 9787550836327
江吟 主编
西泠印社出版社
開本：889mm×1194mm 8開
成書尺寸：240mm×450mm（不包含函套）



作為遺存至今最早的石刻，石鼓因其外形似鼓而得名，歷來被視為碑刻名品第一，文史價值與藝術收藏價值不言而喻。
唐貞觀年間，石鼓被發現於鳳翔府陳倉（今陝西寶雞）山野中，此地原為戰國時期秦國所在。石鼓為花崗岩材質，共計十枚，高約三尺，徑約二尺，每鼓之上刻有篆文四言詩一首，共十首，計七百一十八字。


古人以圓頂石碑為碣，石鼓文記敘了秦王出獵場景，故又稱“獵碣”。石鼓現世後引起文人墨客的關注，自杜甫、韋應物、韓愈等作詩吟詠以後，廣為世知。其書體被唐人視為史籀創造的大篆，當時已有效仿，如中唐時以擅古籀著稱的袁滋，書跡多取法石鼓。
北宋時，司馬光之父司馬池任鳳翔知府，先搜得九鼓，移置府學，後向傳師訪得“作原鼓”，始成完璧。徽宗大觀年間，石鼓遷至東京（開封）辟雍，後入內府保和殿稽古閣。金人破汴，輦歸燕京（今北京），元時置國子學大成門內，明清兩代一直在京師國子監中保存。抗戰全面爆發後，石鼓南遷至蜀，抗戰結束後運回北平，原石現藏於故宮博物院石鼓館。 石鼓刊刻年代歷來存有爭議，如唐代張懷瓘、竇臮、韓愈、韋應物等以為周宣王時物；宋代程大昌等以為周成王時物；金代馬定國以為西魏大統十一年（五四五）刻；清代俞正燮以為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四四六）刻。自宋代鄭樵著《石鼓音序》後，“石鼓秦物論”開始盛行，清末震鈞斷石鼓為秦文公時物，馬衡斷為秦穆公時物，郭沫若斷為秦襄公時物，唐蘭考為秦獻公十一年（前三七四）刻，今人劉星、劉牧考為秦始皇時期作品，徐寶貴考為春秋中晚期秦景公時期所刻。目前普遍接受的是春秋時期秦國產物。 石鼓文原本有七百餘字，但因年久風化多有殘泐，北宋歐陽修錄時存四百六十五字，又傳徽宗時將筆劃填以黃金，金人劫掠後，以刀剔金，加重了損壞，到今日僅存二百七十二字。 前人按每鼓中的詩句分別命名為“吾車鼓” “汧殹鼓”“田車鼓”“鑾車鼓”“酃雨鼓”“作原鼓”“而師鼓”“馬薦鼓”“吾水鼓”“吳人鼓”。其中“作原鼓”北宋向傳師找到時只餘下半並已改為臼形，“馬薦鼓”至宋以後已一字無存。


唐代詩人韋應物有“今人濡紙脫其文，既擊既掃白黑分”句，韓愈曾寫“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都佐證了唐時已開始傳拓石鼓文，但這些早期拓本皆沒有保留下來。



明清以來，最著名的善本當數范氏天一閣藏北宋拓本。此拓本傳為趙孟頫舊藏，存四百六十二字，清乾隆年間張燕昌曾鉤摹刻石，阮元又在杭州、揚州分別重刻，後又多次翻刻，在清代影響很廣。然咸豐十年（一八六〇）天一閣遭遇兵火，此宋拓本也付之一炬。 至晚清民國時，在上海開辦藝苑真賞社的無錫人秦文錦聲稱得到十件宋拓石鼓文，為明代無錫巨富安國秘藏，道光年間安家後人分產，於安氏藏書樓天香樓的房樑上發現。後秦文錦通過河井荃廬，將其中五本售與日本財閥三井家族及中村不折。 郭沫若在日期間，見到了三井所藏的“先鋒”“中權”“後勁”三本，撰寫《石鼓文研究》，使之名聲大噪，據此影印、翻印者不計其數。然而近年碑帖學者馬成名先生撰文考證，所謂安國舊藏石鼓，包括元明間人的印鑑題跋，均係偽造，秦氏是始作俑者，所謂安國天香樓故事皆是杜撰，此已成為碑帖“黑老虎”的經典案例。 目前所能見到的石鼓拓本以明初為最早。自明初至清乾隆年間，石鼓文損字最多的部分集中在第二鼓即“汧殹鼓”。明代初期拓本首行首字“汧殹”之“汧”字未損，稱為“汧殹本”；明代中後期拓本，五行“黃帛”二字未損，稱為“黃帛本”；明末至清初（乾隆早年）拓本，“氐鮮”等五字（四、五、六行尾）未損，稱為“氐鮮本”。




此冊為上海圖書館藏明中後期拓“黃帛”未損本，清代王楠話雨樓舊藏，曾雙鉤摹入《話雨樓所藏金石錄》，後歸近現代書畫大師吳昌碩。共計二十開，其中題跋手札三開，冊高四十五點二厘米，寬二十四厘米。帖心高三十九點八厘米，寬十九點六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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